明神宗贪淫固然十分突出，而“酒色财气”中的另外三病也相当严重 这件事还得从头说起。本来，神宗的王皇后没有生孩子。万历十年，神宗私幸慈宁宫宫女王氏后得长子常洛。这位王氏宫女的年龄比神宗大，神宗只是一时高兴，竟有了孕，要不是太后抱孙心切，神宗还不一定认账。迫于母命，神宗于四月册封王氏为恭妃，八月就生下了这个一生倒霉的常洛。十四年正月，最得宠的郑氏生了皇三子常洵（第二子一岁夭折），二月即册封为贵妃，名位竟在恭妃之上。这时，长子常洛已五岁，皇帝毫无册立东宫的迹象，于是朝廷内外纷纷怀疑将立三子，当时的宰相申时行等人连续两次联名上疏恳请册立东宫，以重“国本”。皇帝的答复是稍待二三年，敷衍了过去。接着，户科给事中姜应麟上疏请求册立太子，强调正名定分，并明确指出当“首进恭妃，次及贵妃”。这下触怒了神宗，说：“恶彼疑朕立幼废长。”这正是不打自招。应麟就此被谪为山西广昌县典史。但这件事让太后不大高兴。一天，帝入侍，太后问起此事，帝曰：“彼都人子也。”太后怒曰：“尔亦都人子。”帝惶恐伏地不敢起。这是因为内廷呼宫女为都人，太后亦宫女出身。正因此，神宗虽欲立三子为太子而有碍于太后名分，不敢断然废长子。他内心充满矛盾，臣子们又不断上疏，指斥宫闱，这使他十分恼火，形成了“交章言其事，窜谪相踵，而言者不止”（《明史·福王常洵传》）的恶性循环。 每年总有几位不怕死的臣子上疏册立太子，随着的就是降职、罢官、打。其中万历十七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大理寺左评事雒于仁上疏规劝皇帝戒除酒色财气四病。关于色，他就这样说皇帝，“宠十俊以启幸门，溺郑妃靡言不听，忠谋摈斥，储位久悬，此其病在恋色也”。疏文最后，特地附“酒箴”、“色箴”、“财箴”、“气箴”四箴以献。这篇四箴疏，可以说是对神宗全面而严厉的批评，在社会上产生了很大影响。关于册立太子的事一直闹到万历十八年，皇帝总算答应“后年（即万历二十年）册立”。可是反复无常的神宗，后来发了一次火，又改为二十一年举行。二十一年到了，又变卦了，说再等几年。于是天下大哗，廷臣谏章日数上，力请追还前议。闹到二十二年二月，才让十三岁的常洛出阁讲学，于是臣心稍安，一股“争国本”的浪头趋向低潮，但也时有催请册立、触怒皇帝之事，一直折腾到万历二十九年十月，才草草完成了册立之礼。《金瓶梅》的作者，假如卷入了“国本”之争的漩涡，甚至是因此事牵连而去国如屠隆者，难道不会很自然地将此事反映到小说中去吗？ 明神宗贪淫固然十分突出，而“酒色财气”中的另外三病也相当严重。雒于仁所陈四箴，完全基于事实。请看万历二十年正月御史冯从吾抗疏言：“不知鼓钟于宫，声闻于外，陛下每夕必饮，每饮必醉，每醉必怒，左右一言稍违，辄毙杖下，外庭无不知者。天下后世，其可欺乎！”就此一例，即可见其酒、气两端。至于神宗之贪，也实惊人。现代著名史学家孟森曾评这位皇帝曰：“怠于临政，勇于敛财”，“行政之事可无，敛财之事无奇不有”，“帝王之奇贪，从古无若帝者”（《明清史讲义》）。《金瓶梅》的作者，作为这样一个皇帝统治下的臣民而又追求作品有所“寄意”的小说家，难道对此能不闻不问，无动于衷吗？ 西门庆式的正德皇帝轰动天下的“册立东宫”事件 事实上，当时轰动天下的“册立东宫”事件，在《金瓶梅》中是有所反映的。第八十七回写武松到安平寨去时，“不想路上听见太子立东宫，郊天大赦”。第八十八回陈经济的母亲张氏也说：“喜者，如今且喜朝迁册立东宫，郊天大赦。”显然，这是小说作者在万历二十、二十一年左右创作时，受到当时盛传皇帝要册立太子的时代浪潮冲击后，不自觉地表现于笔下的。此外，在第六十五回山东两司八府中出现了一个值得注意的人名：陈四箴。在他前面还有一个“何其高”。 这两个寓意性的名字联系在一起，不能不使人觉得作者是把雒于仁陈四箴以及其他人为册立太子之事几次三番地谏诤于廷的事放在心上的。因此，我们可以说，《金瓶梅》与当时的历史并非无关，作者对当时时政也没有无动于衷。假如再进一步联系小说卷首特意附上一组批判酒色财气的《四贪词》，编进项羽“只因宠着一个妇人”而毁了霸业和刘邦“只因也宠着个妇人”而想废嫡立庶的故事，就更使人强烈地感到整部作品对“四贪”的批判，特别是对贪恋的鞭挞，是有的放矢，寓意深长的。正如欣欣子序言所说：“兰陵笑笑生作《金瓶梅传》，寄意于时俗，盖有谓也。” 当然，《金瓶梅》惩淫色、戒四贪的客观意义和主观创作意图，都不一定仅仅是针对神宗之荒怠，西门庆式死去的武宗、穆宗一类或许也是作者心目中鞭挞的对象。但是，我们无法否认这部小说包含着“指斥时事”、讥刺君王的重要因素。这部有名的“”，也正是一部具有相当现实意义的“有为之作”。写淫与讽政的统一，也遂使这部小说成了名副其实的“奇书”。 ：人性中最有力，因而也是最有危险性的东西 《金瓶梅》的开头很特别，前面先引了一组《四贪词》，对酒、色、财、气四病作了一番批判性的咏叹，如咏“色”云： 休爱绿髩美朱颜，少贪红粉翠花钿。损身害命多娇态，倾国倾城色更鲜。莫恋此，养丹田。人能寡欲寿长年。从今罢却闲风月，纸帐梅花独自眠。 接着的“入话”，又把四病中的一病“色”突出出来，强调“二字”，“贪他的，断送了堂堂六尺之躯；爱他的，丢了泼天哄产业”。崇祯本虽然对开头作了改动，但其“引子”的核心还是从酒色财气“四箴”入手，并加上批语曰：“一部炎凉景况，尽此数语中。”的确，整部小说就是在这种对于人性弱点的思考的基础上层层展开的。 “人性”问题早就为我国先秦的哲学思想家们所注意。人性是善还是恶，或者无善无不善，可以为善可以为不善呢？哲学家们喋喋不休的论争自然会影响文学家的头脑，迟早会反映到文学创作中来。从我国小说发展的历史看，其描写对象从神到人是一个进步；从超人到凡人又是一个进步；再到侧重于刻画人情，探讨人性，又是一个进步。当然，这种进步，在短篇小说的创作中较早得到了反映。例如《清平山堂话本》中的《错认尸》一篇，其入话诗就道出了宗旨：“世事纷纷难意陈，知机端不误终身。若论破国亡家者，尽是贪花恋色人。”把一切祸害的根源归结于人类常犯之病：“贪花恋色”。在正文中，又说“只因酒色财和气，断送堂堂六尺躯”，扩大为四病。事实上，酒色财气在我国古代普遍认为是人性的弱点，是常人易得的病证。早在《战国策》卷二十二《梁王魏婴觞诸侯于范台》章中，就提到酒色等四者“足以亡其国”的观点；至后汉时，有人曾以“酒色财”作为三戒；到了元明时期，酒色财气四戒已在词曲小说中普遍出现，且在这四字中，往往特别强调“那色字利害”（《蒋兴哥重会珍珠衫》）；《金瓶梅》即在此基础上，作为一部长篇小说，第一次比较自觉地将整部作品的构思立足在暴露人性中的“酒色财气”四病上。 由于《金瓶梅》集中暴露了由酒色财气带来的罪恶，故人们往往会引起误解，认为其作者即是“性恶论”者，将人生的本原看作恶，是酒色财气。其实不然。假如说他的人性论接近谁的观点的话，那还是比较接近告子的性无善无不善，或可以为善可以为不善的说法。《金瓶梅》的作者并不认为人人都必定有酒色财气之病，病就病在“贪”上，过度上。即以色论，告子曰：“食色性也。”饮食和男女是人性所固有的。因此，《金瓶梅》的作者并不否定男女的情欲。只是根据传统的观点，他认为这种非常容易导致过分的贪求，而这种过分的贪求必将招致罪恶。西门庆、潘金莲可以说是小说中两个男女贪淫的首恶。他们贪淫的结果，就是败风纪，毁人伦，乃至谋财害命，最后也毁了自己。再看李瓶儿，她漂亮、温顺、善良，作者对她多少有点同情，但最终还是把她当作“淫妇”来加以批判，因为她确实失之于贪淫。当初，李瓶儿嫁给花子虚后，并没有过着正常的夫妇生活，这是由于她的叔公花太监似乎占有了她，故李瓶儿与他丈夫“另一间房里睡着”。花子虚无可奈何，“每日在外边胡撞，就来家，奴等闲也不和他沾身”（第十七回）。这就养成花子虚即使在花公公死后也长期在外宿娼，“整三五夜不归家”，气得李瓶儿一身病痛。后嫁给蒋竹山，原想把他“当块肉儿”，但结果是个“腰里无力”的“中看不中吃的蜡枪头、死王八”，也使她“不称其意”（第十九回）。相比之下，西门庆的“狂风骤雨”满足了她渴求的，所以她几次说道：“你是医奴的药一般，一经你手，教奴没日没夜只是想你！”（第十九回）李瓶儿就是贪求这“医奴的药”，使她违反了当时的社会秩序，狂热地追求西门庆，以致一时间变得心狠手辣，气死了花子虚，逼走了蒋竹山，几乎完全成了两个人。最后，她终于也被这“医奴的药”种下了病根，因经期与西门庆交欢而“精冲了血管”（第六十一回），再加上被潘金莲“气恼”就“气与血相搏则血如崩”而亡。这正如张竹坡所说的，写李瓶儿“甚言女人贪色，不害人即自害也”。总之，《金瓶梅》的作者要批判的不是人性的本身，而是人性的弱点，即人性中容易导致过分之求的倾向。这里，酒色财气，特别是，就是作者认为人性中最有力，因而也是最有危险性的东西。 人性罪恶的源头正是在“上”而不在“下” 《金瓶梅》的作者在暴露、批判人性的弱点时，当然不可能用阶级论，他往往强调“贵贱一般，今古皆然”（第一回），但在具体描写中，这种人性的弱点在各人身上又表现得千差万别。比如贪财，蔡太师的受贿，西门庆的奸取，乃至王六儿等的“借色求财”（张竹坡语），贪财则如一，表现各有别。而且，《金瓶梅》的作者或许受了告子的影响，并不认为人性的弱点之所以成病是先天的，而是被后天社会环境熏染成的。告子曰：“性犹杞柳也，义犹桮棬也。”（《告子》上）人性犹如杞柳，可以编成各种不同的器具。或者说，人性好像水，“决诸东方则东流，决诸西方则西流”，引导不同，发展就不同。潘金莲之所以成为，就是因为从小被卖在王招宣府家学歌学舞，学“描眉画眼，弄粉涂朱”，学“一腔机诈，丧廉寡耻”。张竹坡说：“使当日王招宣府家，男敦义礼，女尚贞廉，淫声不出于口，淫色不见于目，金莲虽，亦必化为贞女。”的确，环境对潘金莲性格的形成起了很大作用。至于西门庆，出生在一个破落户财主家，从小是个浮浪子弟，“在三街两巷游串”，惯于寻花问柳，也就逐渐使他好色成性。《金瓶梅》的作者在揭示环境对人的影响时，又十分强调“上行下效”，把恶的源头归于上层，指向统治阶级。这也正如张竹坡在《读法》中说的那样：“西门止知贪滥无厌，不知其左右亲随，且上行下效，已浸淫乎欺主之风。”如第七十八回，写到其亲信玳安刚侍候西门庆从贲四嫂屋里出来，自己就紧接着进去“睡了一宿”。于此，词话本的作者点明： 看官听说，自古上梁不正则下梁歪。此理之自然也。如人家主行苟且之事，家中使的奴仆，皆效尤而行。 因此，我们说《金瓶梅》的作者在暴露酒色财气等人性的弱点时，尽管有把它们当作人类共性的倾向，但同时又把它们表现得各有个性，他还朦胧地感觉到：这种人性的弱点具有“上”“下”之分，而其罪恶的源头正是在“上”而不在“下”。请问：我国古代文学史上，对于“人性”问题作如此暴露并作如此思考的，能有几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