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7月11日是郑和下西洋首航日600周年。600年前，郑和率领庞大船队进行的七次、历时28年、涉及亚非37个国家和地区的波澜壮阔的伟大航行，无论是在世界航海史、外交史上，还是贸易史上，都写下了光辉灿烂的一页。郑和和他的船队所创造的辉煌，至今仍为世人所广为传颂。特别是在东南亚，郑和的名字始终与马六甲联系在一起，已成为中国与马六甲沿岸国家人民和平友好历史的象征。对此，我们以人类和平发展的大视野看待这段历史，追昔抚今，展望未来，具有重要的意义。
郑和下西洋与马六甲有着特殊的关系
在中国典籍中，“满剌加”就是现在的“马六甲”。历史上，“马六甲”曾经作为一个王国而存在。由于地理上的原因，中国人很早就到达过这里。根据中国史书《汉书·地理志》的记载，早在公元1世纪初，中国汉代商人就曾来到马六甲海峡的皮宗和当地居民建立了经济联系。据日本历史学者藤田丰八的考证，皮宗即苏门答腊和新加坡之间的皮声岛（印度尼西亚语意为香蕉岛），也就是《郑和航海图》中的毗宗。考古学家弗玲斯对从爪哇、苏门答腊和加里曼丹出土的中国汉朝陶器的研究，也认为公元时中国人已经到马六甲海峡附近岛屿通商。此后，历朝历代都有对南洋诸国及互相往来的记载。所以，印度尼西亚史家阿明巴尼在《南亚的印度尼西亚》一书中写道：“自古以来中国对南洋诸国和睦亲善，经常邀请南洋各国人民到中国访问。”经贸交往也促进了文化的相互影响。比如，公元七世纪时，苏门答腊室利佛逝佛教兴盛，成为当时东南亚佛学研究的中心，唐朝不断有高僧到此学习梵文，研究佛经，并经此地转往印度继续深造。据《大唐求法高僧传》所载，唐朝和尚到印度尼西亚研究佛经盛时达二十几位，除研究佛经外还研究当地语言。中国人移民到这里则始自14世纪，最早在马六甲建立商馆、货栈，始于15世纪初叶。
中国古代历朝使者到东南亚诸国访问次数最多的是明朝。当时的明朝在、经济、文化以及造船和航海技术等方面，不仅遥遥领先于中国以往任何一个时代，而且在世界上也处于领先地位，这些都为明朝初叶波澜壮阔的航海活动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正如英国著名汉学家李约瑟在《中国科学技术史》一书中所描述的：在15世纪上半叶，在地球的东方，从波涛万顷的中国海面，直到非洲东岸的辽阔海域，呈现出一幅中国人在海上称雄的图景。而马六甲是远洋航行的必经之地。先是永乐元年（1403年）尹庆出使马六甲，后有郑和在1405年至1433年七下西洋历经此地。据史料记载，15世纪初叶的马六甲王国，由于受到外部的侵扰而求助于中国明王朝，郑和下西洋也肩负着“和平使者”的使命，在那里他的船队帮助肃清海盗，促其解决与相邻国家间的不和与冲突。郑和第一次下西洋，自苏州刘家河泛海至福建，再从福建五虎门扬帆启航，中经占城、马六甲，然后遍历各国，同群岛上主要国家和印度洋沿岸以及阿拉伯、波斯、东非沿海诸国通商和好。在第二次下西洋期间，郑和就于永乐6年（1408年）促成了马六甲拜里米苏剌苏丹受册封为王，马中亲善关系由此建立起来，马六甲王国因此而日益强大，马六甲港口也成为当时东西方商业贸易活动中心，这使得马六甲获得了长达一个多世纪的安宁。马六甲国王曾多次亲自率使团来华，规模最大的一次曾达到540多人。对此，澳大利亚著名印度尼西亚历史学家梅·加·李克莱弗斯在他1981年出版的《印度尼西亚历史》著作中写道：“从一开始马六甲的主要威胁是暹罗，但是早在1405年马六甲就寻求和得到中国的保护。从此马六甲屡遣使团访问中国，头三个国王本人亲自参加这些使团，而明朝海军将领郑和率领的庞大的中国舰队对马六甲的访问，持续到1434年。中国明显的保护，促进了马六甲地位的巩固。”
马六甲的兴盛是历史上周边和平外交的产物
郑和下西洋在打通东西方海上贸易通道上具有巨大的国际意义。15世纪是人类社会发展史上的一个转折点，无论是在文艺复兴后的西方，还是在国力强盛的东方大国明王朝，经济、科技的发展催使新兴生产关系在封建社会内部萌芽，打破地域的局限性、开辟海外经济文化交流新通道已是时代的要求，海上交通逐渐取代陆路成为各国贸易交流的主要干线。正是在这个时候，中国明朝郑和下西洋率先揭开了世界性新航线开辟的序幕。然而，由于历史文化等多方面的原因，东西方一些国家在寻求“走出去”的道路上却截然不同。与西方一些国家推行殖民掠夺和对外扩张形成鲜明对照，中国明朝郑和下西洋施行的是睦邻友好、互利双赢的和平交往政策，不仅推动了当时中国海外贸易和经济发展，而且促成了马六甲及东南亚长达一百年的兴盛和繁荣。
郑和下西洋主要目的首先在于开展海外贸易。明成祖登基后，由于种种缘故一直对发展航海事业情有独钟，大规模派船远航虽不乏封建帝王那种宣扬国威之嫌，但主要的还是发展海外贸易。明朝仍然沿袭着自元朝的朝贡贸易制度，并指定沿海港口与周边各国进行贸易，但由于农业和工商业的迅速发展，处于“永乐盛世”的明王朝需要同海外各国展开更密切的贸易往来，促进经济交流。而在有局限的陆上丝绸之路逐渐沉寂以后，开辟海上通道成为必然的选择。郑和下西洋所到之处主要是开展贸易活动，以“朝贡贸易”为基本形式，同时推行“官方贸易”、带动“民间互市”等。郑和七下西洋，在东南亚曾于两处设立商馆，一处在苏门答腊北部的须文答腊，另一处即在马六甲。郑和的船队给马六甲带去了无限商机，也使该地的繁荣引起世人的瞩目。据跟随郑和三次下西洋的马欢在《瀛涯胜览》中记载，尤以马六甲的商馆最为重要：“凡中国宝船到彼，则立排栅，如城垣。设四门更鼓楼，夜则提铃巡警。内又立重栅，如小城，盖造库藏仓廒，一应钱粮，顿在其内。去各国船只，回到此处取齐，打整番货，装载船内，等候南风正顺，于五月中旬开洋回还。”这可见当时马六甲的贸易繁盛景象。
其次是与各国特别是东南亚各国建立睦邻邦交。明朝初期，中国沿海各地经济繁荣，但周边海盗十分猖獗。为了争取和平安宁的周边环境，采取了“厚往薄来怀柔远人”、“外抚四夷”等“静海”方略，对外积极推行开放和睦邻友好政策，加强经济文化往来，期盼同海外各国“共享太平之福”。郑和下西洋就是实施这一对外政策的一个重大举措。事实上，郑和及其率领的船队所到之处，均致力于和平、亲善和友好往来，致力于调节纠纷、缓和矛盾与冲突，增进了与途经各国人民的友谊。虽然拥有几万人的庞大队伍，但并没有利用当地各国的弱小而占领那里的一寸土地，没有建立一个军事要塞或所谓的“殖民地”，这与后来欧洲殖民势力的做法显然是截然不同的。正是由于受郑和下西洋的良好影响，在明朝永乐、宣德年间，来中国朝贡的海外国家多达六十余国。值得一提的是，1408年文莱王麻那热加那率150人的使团来华，病逝后还被明朝厚葬于南京城郊，现在南京雨花台西的石子岗的文莱王墓，就成为中、文友好关系的历史见证。此后，东南亚诸国来中国的使团也不断增多。据史料记载，明朝洪武年间，一时曾有东南亚三十余国的使节来华。
最后是促进了各国文明的交汇与互动。郑和既是和平的使者，也是人类文明传播的使者。郑和下西洋使中国成为海上丝绸之路的主角，大量外来文化传入中国、与中华文化相融合，同时中国的古代文明也随之再度大量远播海外。他所率领的船队，通过贸易交流、树碑施德、无偿赠予等多种方式，广泛传播了中华文化和艺术，带去了包括农业技术、纺织技术、建筑雕刻技术，特别是航海和造船技术等在内的许多先进技术和手工艺品，促进了当地科学文化技术的发展。特别是对马六甲形成各民族、宗教和睦相处、和谐共存的局面作出了不朽的贡献。同时，也从海外引进了珍异动植物和名贵药材、香料等，了解了沿途各国的风土人情和文化艺术。这都促使了当时马六甲成为一个新的东西方文明交汇和互动中心。所以，至今马六甲海峡沿岸各国仍保存了许多与郑和有关的历史文物和遗迹，流传着许多关于郑和的故事和传说。这也反映了郑和下西洋所留下的文化影响以及当地人民对他的景仰。
郑和下西洋的几点历史启示
第一，中华民族具有热爱和平的传统美德。中华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有许多重要的理念，如“和为贵”、“讲信修睦”、“协和万邦”、“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等无不闪烁着智慧的光芒。郑和下西洋无疑是建立在这种理念基础之上的伟大和平实践，所到之处进行的经贸交流活动承载着中华民族热爱和平的传统美德，体现着中华民族“礼仪之邦”的泱泱大国风范。在规模庞大、装备先进精良且长达28年的远洋航行中，不以殖民征服和扩张为目标，不以自己的信仰强加于人，不以众欺寡、不以强凌弱，始终扮演着和平使者的角色，的确是人类文明史上的一个伟大创举。它以生动的史实说明了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是热爱和平的民族，它所高扬和体现的睦邻友好、共享和平的理念与实践，也为促进人类和谐相处、共同发展提供了十分宝贵的历史经验。这些历史经验值得我们继承和发扬。对于今天中国来讲，就是要始终高举和平、发展、合作的旗帜，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坚定不移地走和平发展的道路，与各国人民一道共同推进人类和平与发展事业。
第二，只有在开放交流中才能实现共同发展。郑和下西洋是中国古代史上一次最大规模的对外开放和交流活动，它既彰显了明朝初年的“永乐盛世”，促进了航海和海洋事业的大发展，使明代中国在海外贸易、对外影响上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也促使了马六甲的一度兴盛和新的海上贸易网络的形成。但自明朝后期始，由于墨守成规、重归老路，实行闭关锁国的“海禁”政策，甚至连最起码的世界信息都没有，所以在此后的几百年里，中国丧失了极好的发展机遇，逐步走向了衰败。正如所说的：“如果从明朝中叶算起，到鸦片战争，有三百多年的闭关自守，如果从康熙算起，也有近二百年。长期闭关自守，把中国搞得贫穷落后，愚昧无知。历史经验教训说明，不开放不行。”今天我们纪念郑和下西洋600周年，就是要吸取明朝后期实行闭关锁国的历史教训，坚定不移地走改革开放的强国之路，对外实行全方位的开放政策，在开放交流中实现共同发展。第三，必须增强国民的海洋意识和观念。郑和下西洋也是中国人经略海洋的历史写照。海洋的重要性是随着生产交往方式和世界观的大转变而日益为人类所深刻认识，“海衰国弱，海兴国强”，是自15世纪以来逐渐形成的共识。郑和七下西洋的恢宏壮举，说明当时的中国人已具有相当强的海洋意识和海上探索能力，可惜的是这种与世界文明互动的率先觉醒并未坚持下去，经过坚韧探索打开的连接东西方的海上航道没能成为自身继续走向世界的桥梁，而是为之后西方列强航海东来做了铺垫，中国此后的衰落与海洋意识的淡薄密切相关。在经济全球化趋势下，海洋作为世界经济发展动脉和战略安全通道的作用越来越重要，也越来越突出。更多地面对海洋、走向海洋，加强海上文明的交流与互通，是和平发展的必然选择。所以，增强国民的海洋意识，关注中国的海洋利益，依法维护自身的海洋权益，应当提升到关系国家生存与发展全局的战略高度加以重视。